预计480万人死亡！报告称2025将是本世纪儿童死亡人数首次上升的一年

　　在这一倒退变成长期趋势之前，我们仍有机会改变这一局面，哪怕是在的情况下。

　　借助那些已验证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突破性的创新，我们大家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大的影响：挽救数百万儿童的生命，守护来之不易的进步，消灭困扰人类已久的顽疾。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在挽救儿童生命方面一直稳步向前。但现在，随着挑战升级，这一进展正在被逆转。

　　2024年，460万儿童在5岁生日前死亡。202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二十多万，达到约480万，不幸成为本世纪以来的首次上升。

　　这相当于5000多个班级的孩子在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系鞋带之前，就已离开人世。

　　我们这一代或许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科学与创新，却因为筹不到足够的资金，而让这些成果没办法真正用于挽救生命。

　　过去几个月，盖茨基金会与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合作，试图量化这一抉择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

　　如果全球健康资金削减20%，即当前一些主要捐助国正考虑的削减幅度，那么到2045年，可能会增加1200万儿童死亡；如果削减幅度更大（达到30%），情况会更糟：将增加1600万儿童死亡。

　　如果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将成为“几乎完成目标”的一代人：几乎终结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几乎让疟疾从地球上消失，几乎让艾滋病成为历史。

　　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选择另一条道路：用过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确保各项创新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孩子，挽救数百万年幼的生命。

　　我将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场合继续呼吁为全球儿童健康提供更多资金，并提高现有体系的效率。但眼下，数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对于世界各国的卫生部长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理念。长期以来，他们都必须在有限预算内实现效益最大化。但今天，许多国家的债务支出超过了医疗或教育支出，所以每一块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

　　当然，我多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钱做更多的事，因为这是全世界的孩子应得的。但即使在预算紧张的时候，我们也能创造巨大的改变。过去的25年里，我们已学到了很多即使资源匮乏也能挽救生命的办法。

　　首先，我们应该对那些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加大投入，即强大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和挽救生命的疫苗。

　　然后，我们应该优先支持那些让每一块钱都能发挥更大效用的创新。比如，新一代的疫苗用更少剂量就能提供同等或更好的保护效力。再比如，更智能的数据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把对疟疾等疾病的最有效干预措施精准地部署到最有需要的地方。

　　最后，我们还需要继续支持开发下一代的创新，让它们发挥更大效力，彻底终结儿童面临的一些致命威胁。

　　希望你读完这份报告时，不仅将乐观地相信我们大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愿意为实现目标付诸行动。

　　初级卫生保健是每个卫生系统的默默守护者。它虽不引人注目，却让其他一切成为可能。它帮助孕妇安全分娩、阻止肺炎发展到危及到生命的程度、为儿童接种疫苗避免疾病暴发、精准识别新的威胁以防止其演变为全面危机。

　　而且它具有非常明显的成本效益。每人每年不到100美元，就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预防高达90%的儿童死亡。

　　简而言之，投资于初级卫生保健系统是我们用有限资源挽救最多生命的最佳选择。

　　在尼日利亚，面对严峻的预算赤字，贡贝州州长·伊努瓦·亚哈亚没有坐等万事俱备，而是优先保障了基础卫生服务。

　　在肯尼亚，即使面临挫折，像约瑟芬·巴这样的卫生工作者也从未放弃。即便资源日益匮乏、支持不断减少，他们也仍竭尽所能来挽救生命。

　　2019年，我在担任尼日利亚北部贡贝州州长时，当地正面临历史性的预算赤字。当时系统崩溃、诊所倒闭、学校摇摇欲坠……而用于改善现状的资金少之又少。我们的医疗系统只拿到了整个州总预算的3.5%。基础设施破旧，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少之又少且经常缺勤，贫困人群根本负担不起医疗服务。若选择不作为，固然省钱省力。但民众等不了，我们也做不到袖手旁观。

　　通常，人们认为削减预算可以省钱。但真正能省钱并救命的是有远见、有计划、有目标的开支。

　　我们当时做出了选择：集中资源、重新建设。我们把重心放在最基础的事情上——初级医疗、教育和信任。如今，贡贝州的每个行政区都有了一个已被翻新或新建的初级保健中心，共计114个，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超过30万人参加了本州的医疗保险计划。我们还新建了三所综合医院，重建了专科医院。这一切都不是依靠援助资金完成的，而是利用了原有的预算。

　　这并非易事。我最难的工作之一是推行医护人员生物识别考勤系统。按文件来看，我们的医疗机构人员齐备。但当我走进诊所时，却只看到护士，用一半的人员去照顾翻倍的患者。我们找出了500名“幽灵员工”。通过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节省了28亿奈拉（180万美元）。我们将全部资金重新投入到培训、招聘和扩大医疗服务中。

　　随着卫生融资情况的变化，我们正用同样的方法，通过技术方法提高效率——不仅追踪出勤情况，还监测服务实施质量。当你明确问题所在，就知道该从何处入手了。通过任命一名直接向我汇报的特别顾问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我们改善了对外部资金的协调使用。

　　我的心得：你不需要完美的条件来取得进步。你需要清晰的目标和持之以恒的勇气。

　　在贡贝，我们没等待万全之策，也没有等待救援。但是，我们也不是孤军奋战，我们立足于现有资源，去创造我们所需的。随后，我们邀请伙伴加入——不是因我们声音最大，而是因我们拥有清晰的愿景。

　　作为领导者，你将面临阻力和质疑。但如果你始终立足于团队，从数据出发，保持一致性，并以目标为导向，支持自会到来，变革也将随之而至。

　　在这项事业中，我们并不孤单。前进的道路要求我们携手同行，这包括社区、政府及全球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变革才能真正发生，并得以持续。

　　前来向我求助的女性，其实很多还只是孩子。她们还没机会好好做个孩子，就被迫成为了母亲，很多人还曾遭受暴力。

　　我知道背负着不愿承受的创伤意味着什么。年轻时，我也遭受过暴力。所以，看着这些女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她们承受的痛苦，我还看到了我自己。

　　我和她们一起经历了怀孕和初为人母的过程。我陪伴她们度过了充满恐惧和困惑的时光，解答其他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教她们如何让孩子保持健康——何时打疫苗、吃什么、如何母乳喂养、怎么样保持卫生、何时该去诊所。

　　我愣住了，随即陷入沉默。一连四天，我没说话，也没下床，我做不到。作为一名把生活建立在通过说话来指导和帮助别人的卫生工作者，我好像失声了。

　　收到邮件的五天后，他们把我和团队叫来谈话。诊所一片狼藉，我却慢慢找回了说话的能力，我认识到：他们能够切断资金，但不能把我从这些女性身边赶走。

　　到了二月，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以非正式的身份，没有薪水，独自一人。我仍然每天上班，筛查遭遇性别暴力的女性，为她们的孩子提供健康教育和基础护理。我继续倾听她们的声音。援助系统或许已经崩塌，但需求还在，而我也仍在。

　　我们一直在尽己所能填补缺口。我们去过教堂、寺、社区中心，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请求获得小额捐款、临时场地及任何能帮我们继续前行、照顾孩子和支持妈妈们的资源。有时我们会获得一些支持，有时只得到“改天再来”的答复。但我们始终在坚持。

　　肯尼亚政府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行动，他们和我们做了明确沟通，对孕产妇保健服务的部分紧急事项做出了响应。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抱有希望。我亲眼见证过当女性获得支持时会发生啥。她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孩子和社区的命运。如果我们女性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社区就可能永远停滞不前。

　　然而，我坚信改变会发生，也必将发生。我每天坚持到岗，都是在为实现这个未来做出选择——为自己，为孩子，也为那些正在学习怎么样成为母亲的女孩们。

　　自2000年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最大的功臣是谁？是疫苗，是让那些最需要的孩子们接种上的疫苗。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还低估了每一块钱的影响。因为每一项卫生投资不仅能挽救生命，还能改变人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健康的父母可以工作养家；健康的社会在经济上日趋强大，就能更多地投资于人民。

　　她谈到，在她的文化中，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在孩子活过五岁、挺过麻疹之前，你不算真正拥有一个孩子。

　　塞内加尔医院的病房曾经住满了麻疹患儿——很多孩子会带着脑损伤回家，也有很多孩子再也没能回家。

　　后来，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支持下，塞内加尔加强了常规免疫接种体系。随着更多儿童打上疫苗，麻疹病例急剧下降，从2000年的24,000例降到过去几年的几百例。今天，许多曾经拥挤的病房已经关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也很脆弱，因为每次常规免疫接种被耽误，致命疾病就会卷土重来。而追赶的成本远高于维持接种的成本。

　　这就是今天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意义，这不仅是投资于他们的未来，也是投资于整个国家的未来。

　　如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个社区，每个雨季都会给人类带来同样的恐惧——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按蚊，以及它携带的疾病：疟疾。

　　疟疾在那里是如此普遍，大多数人一生中都会感染；它又是如此致命，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死于疟疾：可能是孩子、父母或朋友。

　　一个核心问题是，疟疾在同一国家不同社区中表现并不相同。“一刀切”的做法并非挽救生命的最有效策略。

　　这就是“次国家层面差异化策略”的意义所在——各国通过这一过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力度部署哪些疟疾干预措施。

　　通过精准规划节省下来的资金，让各国有能力实施多重干预措施，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通过因地制宜地制定最有效的响应策略，各国能用每一块钱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在赞比亚，通过引入智能数字地图来引导杀虫剂喷洒小组前往风险最高的地区，每个疟疾病例的预防成本降低了20%以上。

　　疟疾病例的减少还意味着能节省更多资源用来医治其他疾病。如果一家卫生中心不再每年长达四个月都被疟疾病例淹没，其医疗物资供应和人员配备就会轻松得多。

　　借助能在更少接种次数下提供同等保护力的疫苗，各国就能将更多资金重新投入医疗系统建设。

　　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肺炎的侵害。肺炎是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传染病杀手。

　　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更新了PCV指南，在已建立了PCV接种规划的国家采用简化接种方案。儿童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接种三剂（两剂基础疫苗和一剂加强针），而是只需接种一剂基础疫苗和一剂加强针，就能获得同样的保护。

　　减少一剂接种看似微不足道，却能改变游戏规则。它不仅能减少相关成本、简化物流，还能减轻卫生系统的压力，同时继续确保孩子们得到保护。

　　如果合乎条件的国家都改用两剂次方案，到2050年就可节省约20亿美元。通过简化接种方案省下来的钱，各国能重新投资扩大疫苗覆盖范围，或引入疫苗来对抗其他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疾病。

　　有些突破需要历经几代人才能留下印记，但疫苗并非如此。在担任儿科医生的四十年里，我见证了疫苗带来的实时改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重塑了人们的童年。

　　在印度萨特纳长大的那些年里，我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原本是7个孩子，现在只剩5个。”这种观点并不稀奇。那时，家里孩子多，不仅出于自愿，更是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活下来。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一个兄弟姐妹夭折了，死于发烧、肺炎或某种突如其来、叫不出名字的疾病。

　　当我开始实习时，病房里挤满了患有新生儿破伤风、白喉、肺炎和轮状病毒的孩子。后来我曾在一个月内就接诊了55例脊髓灰质炎患者。当时我被视为脑膜炎专家，仅仅是因为我医治过太多得脑膜炎的孩子。每天我看到的苦难触目惊心。很多孩子没能活下来，而那些侥幸存活的孩子往往终生伴随着健康问题。

　　在印度，五联疫苗（保护儿童免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以及轮状病毒疫苗的引入，将因肺炎和腹泻而死亡的儿童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两种疾病曾是儿童的两大杀手。2024年，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中已有94%接种了五联苗，是整个地区免疫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印度于2014年启动的标志性免疫行动“英德拉达努什使命”旨在确保全国所有2岁以下的儿童和孕妇都能获得疫苗保护，重点覆盖低接种率的地区。到目前为止，这个行动已经覆盖了5000多万儿童和1200万孕妇。它借鉴了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经验，通过微计划、外展行动和社区参与等途径，成功缩小了儿童免疫差距。现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全面免疫覆盖率已超过90%。

　　印度政府在加强供应链和基层医疗队伍方面持续投入，并运用数字化工具——这些对免疫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基于新冠疫苗接种的经验，印度将其国家免疫系统来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登记了7900多万名接种者和2.92亿剂疫苗接种信息，成为全世界顶级规模的电子免疫登记系统之一。这一切的成效不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更体现在如今茁壮成长的孩子们的笑脸上。

　　在全球卫生预算普遍面临压力的今天，常规免疫接种是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投资之一。疫苗不仅能挽救生命，还能防止疫情暴发。疫情会令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学校关闭，并挤占资源。每投入1美元免疫经费，就能因省去治疗费用和保护生产力而产生数倍的回报。换言之，疫苗并非成本节约方案。

　　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更多健康的儿童，疫苗的可负担性是关键。这是印度免疫成功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儿童健康领域取得进步的根本原因。印度生产了全球60%的疫苗，让疫苗可负担且全球可及，不仅在印度，也在非洲和东南亚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两个典型案例：印度血清研究所（SII）研发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每剂仅为2美元；一款印度开发的轮状病毒疫苗将价格降至每剂1美元左右，从而能够在非洲和亚洲广泛普及。

　　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看到无数孩子为了活下来而同疾病战斗，而这些疾病在今天已经能被疫苗彻底打败。

　　到2040年代，新的科学进展或让疟疾从地球上消失，这一蚊媒疾病每年导致40多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在蚊子叮咬前。新一代疟疾疫苗的研究有望填补关键空白，保护大龄儿童和已经暴露在疟疾风险中的人，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高负担地区，该地区占全球疟疾病例的94%。

　　在暴露期。大约二十年前，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规模推广，实现了史上最快的疟疾死亡率下降。

　　短短18个月内，单个蚊子种群就能繁衍20代，这给了它们诸多机会对蚊帐上的杀虫剂产生耐药性。

　　正因如此，科学家们开发了双活性成分蚊帐，将两种不同的杀虫剂组合起来对抗蚊子耐药性。在17个国家的早期应用中，这类蚊帐已帮助预防了1300多万疟疾病例。

　　尽管全球援助削减放缓了蚊帐推广进程，但道理很简单：每人只需1美元多一点，我们每年就能挽救数万人的生命。

　　创新并未止步于此。一家领先的杀虫剂制造商开发了一款小巧的形似海报的驱蚊贴，粘在墙上即可全天候驱除蚊子。它看上去像是儿童卧室墙上，会贴在超级英雄海报旁的装饰画。但这个驱蚊贴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它能挽救生命。

　　感染后。治疗正变得极为简单。单剂治疗将能清除特定类型的疟疾，用一片药取代多日疗程。

　　有了下一代创新，再加上与地方政府和专家的互信和合作，我们就可以让疟疾不再常见，甚至不再致命。

　　在我最初的那些童年片段里，弟弟高烧不退、浑身抽搐，母亲拼命想给他降温。他得了疟疾。我们大家都知道如何治疗，但负担不起。除了祈祷，我们无能为力。

　　他感染了不止一次，反复受着折磨。看着他，我满心恐惧和无助。当我自己感染疟疾时，因为剧痛难忍，有时我甚至盼望这一切就此结束。这就是疟疾：当疾病袭来，你无处可逃，而一旦感染，生死难料。

　　那时，我家连蚊帐都买不起。母亲曾对我说：“蚊帐是有钱人家的东西。”她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留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全家忍饥挨饿；要么外出工作，但孩子又可能夭折。时至今日，许多乌干达的父母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14岁那年，全球基金的到来，让一切就此改变。突然之间，蚊帐与药品开始免费发放。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就近做出诊断并治疗疟疾。贫困，不再意味着得了疟疾就是判了死刑。在全球基金提供支持的国家，如乌干达，疟疾死亡人数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下降了29%。假如没有这些项目，同一时期内疟疾死亡人数将翻一番。

　　这些干预措施，不仅让我健康长大，也为我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今天，作为一名昆虫学家，我正在乌干达病毒研究所的“瞄准疟疾”组织工作，研发新的基因技术以减少传播疟疾的蚊子数量。在年少时第一次接触到遗传学，我就意识到这门学科的巨大潜力。很多人都说，我想用基因技术对抗疟疾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母亲始终坚信不疑。事实上，她是对的。

　　从我的童年时代至今，科学一直在进步。如今，世界抗击疟疾的工具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丰富。更先进、防护效力更强的蚊帐、室内滞留喷洒药剂、药物和疫苗，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每种手段都有局限。蚊虫会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疟原虫对药物也进化出了耐药性。疫苗能挽救生命，但还不足以凭一己之力阻断传播。没有一种单一措施可以彻底消灭疟疾。这就是怎么回事我们亟需能够彻底切断疟疾传播链条的新技术。

　　我们正在研究利用基因驱动技术（一种能帮助特定遗传性状在种群中更快扩散的工具）对抗疟疾。仅有特定种类的蚊子会携带并传播疟原虫。包括我所在的“瞄准疟疾”组织在内的非洲科研人员，正在探索通过编辑传播疟疾的蚊子的基因，来降低其繁殖能力，或阻止它们将疟原虫传给人类。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基因改造的遗传概率只有一半，但通过基因驱动技术，这些性状可以传递给几乎所有后代，由此减少甚至彻底阻断疟疾的本地传播。

　　当然，研究不仅关乎科学，更关乎信任。因此，我们与合作伙伴一道，与社区携手合作，倾听他们的声音，解释研究内容，并确保我们的工作始终由他们的需求所主导。

　　我的初衷很简单：至今仍有儿童死于困扰我整个童年的疾病。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曾有人为我倾注心力。如今，轮到我为他人带去同样的希望与生机。

　　一年前，我的儿子满5岁了。对许多家长来说，这不过是孩子入学前的一个里程碑。但对我而言，这却关乎生死。在乌干达，每25名儿童中就有1人在5岁生日到来前夭折，其中绝大多数死于疟疾。当儿子吹灭生日蜡烛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活下来了，他做到了。

　　每个孩子都应获得这样的机会。消灭疟疾不仅是可能的，更刻不容缓。我们非洲的研究人员深知这一点——我们正在引领这场战役。我们拥有创新技术，我们掌握专业相关知识，我们正在推动科学认知突破，直至最终胜利。

　　到2040年代末期，新型创新几乎能完全消除HIV/艾滋病死亡病例，这曾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瘟疫。

　　想象一下，现在是2044年，博茨瓦纳有个少女，她了解什么是HIV和艾滋病，但她这个年纪的人从未见过有谁因此死去。

　　在她祖父母还是孩子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时没有可负担或有效的治疗方法，一旦感染几乎就意味着判了死刑，而且几乎肯定会传染给别人。

　　到她父母年轻的时候，HIV已变得可控。每日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让人们带病也能过上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则帮助高风险人群预防感染。这些工具曾经价格高昂或难以获取，但得益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和全球基金等组织的努力，它们已经在中低收入国家普及。

　　然而，获得这些工具并非易事。诊所通常很远，病耻感也会妨碍人们寻求治疗。有些人没办法避免地被感染，包括很多儿童。母亲可能将病毒传给婴儿，许多婴儿因此夭折。

　　但那已经是这个少女几乎无法想象的世界。她打开手机，点击健康应用程序，一个智能AI管家就能帮她处理从心理健康到避孕的一切事务。

　　她评估自身风险，看到了一系列可靠、可负担且长效的HIV预防工具，如每月一次的药片、每年一次的注射剂，甚至一款有效的疫苗。

　　这是一款名为“来那卡帕韦”（Lenacapavir）的注射剂，每年只需接种一次，就这么简单。

　　来那卡帕韦已经问世，而当仿制药在未来几年内上市后，它还会更便宜。尽管每年一针方案还未实现（预计2028年可能实现），目前的每两针方案已经比人们当前依赖的每日用药减少了363剂，而口服暴露前预防药本身也在进化：一种月服口服药目前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在援助削减的当下，这种创新从未如此重要。在4%的高发地区每年接种两次疫苗就能预防高达20%的新发感染。

　　这会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尤其是儿童。女性感染者越少，意味着携带病毒出生的婴儿就越少。

　　新型孕妇疫苗，甚至在婴儿出生前就能提供保护，这让我们也可以确保孩子生命最初的几个月，不会是他们最后的时光。

　　诸如肺炎球菌疫苗（PCV）这样的创新已经帮我们扭转了对抗细菌性肺炎的战局。但有些病毒和细菌的侵袭速度极快，在婴儿出生后数日或数周内发生，导致我们没办法及时地为婴儿接种疫苗。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正是这样的威胁之一。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呼吸道合胞病毒都是导致婴儿肺炎的首要致病源，更是新生儿因呼吸困难而住院治疗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出生后头六个月因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住院的婴儿，其后的童年时期罹患复发性下呼吸道感染的可能性要增至三倍。

　　还有B组链球菌（GBS），一种更隐蔽但同样致命的疾病。许多孕妇携带它却没有一点症状。但当它传染给新生儿时，几小时内就可能引发血液感染、脑损伤甚至死亡，而目前还没有可以预防该种疾病的疫苗。

　　在2000年代末期，科学家们加大力度探索另一种策略：既然无法及时保护婴儿，那何不让他们的母亲接种疫苗呢？

　　这个想法很简单而有力。孕妇一旦接种疫苗，就会通过胎盘将抗体传给胎儿，在其出生前就提供保护，就像给新生儿披上了一身铠甲。

　　目前已有用于预防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孕妇疫苗。但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和B组链球菌的新型疫苗或将重新定义孕妇免疫接种的功效。

　　如果你近期刚在美国、英国或加拿大分娩，那么你和你的宝宝或许已经受益于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

　　世界各地的母亲和婴儿都应得到最好的保护。两年前，发达国家开始推广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现在，这款疫苗将在Gavi支持的国家部署，以保护死亡人数最多的低收入国家的婴儿。

　　到2045年，扩大新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和肺炎疫苗的应用就能挽救340万儿童的生命。

　　至于B组链球菌，一款正在研发中的疫苗或将改变现有局面。一旦成功，这将是有史以来首款预防新生儿感染B组链球菌的疫苗。

　　正在开发的这些疫苗专注于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目前，盖茨基金会正在支持多剂量的疫苗瓶研发，这种疫苗瓶能容纳供2到20人份的疫苗剂量。多人份疫苗瓶既能减少相关成本，又能提高分发效率，非常适合于资源匮乏且需求量大的地区。

　　这类创新具有多重益处：挽救生命、节约资金，并为各国腾出资源用于其他重要事项。

　　对于那些获得生命庇护的婴儿来说，这些改变可以贯穿一生——不单单是他们生命诞生的数月光阴，更将照亮他们未来完整的人生旅程。

　　比尔·盖茨：今年我70岁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已退休。但我不会就此放慢脚步，因为我深知，在未来20年间，我们能为全世界儿童带来更大的改变。

　　●将全球健康资金投向最具成本效益的领域，为Gavi和全球基金等已被证实卓有成效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积极发声，持续倡导我们的共同信念：无论孩子出生在哪里，他们都应当拥有平安降生与茁壮成长的机会。

　　我们能再一次做到这一点——以更快的速度、更聪明的策略和更经济高效的方式。

　　因为全天下的父母都应当有机会见证子女的成长——而非担忧他们能否长大成人。

　　如果我们现在能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让世界重新再回到能为儿童健康投入更多资源的状态，那么二十年后，我们将能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我们如何帮助更多孩子平安降生并顺利度过童年的故事。